就业是发展之基、财富之源，是沟通社会需求和供给，连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桥梁纽带，是支撑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准。
品牌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具有最持久的影响力。高质量的品牌需要长期的精心培育和良好的成长环境。
只有强化公平竞争，实行优质优价、优胜劣汰，才能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企业以质取胜，争创国内国际知名品牌，才能持续涌现品质卓越、特色鲜明的品牌领军企业，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第二，发挥科技创新对增强中国品牌质量优势的关键作用。品牌建设事关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支持企业加强品牌保护和维权，依法严厉打击品牌仿冒、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为优质品牌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形成企业争创品牌、大众信赖品牌的浓厚社会氛围。
要注重中国品牌形象和文化传承，扩大中国品牌的传播效应，通过融通中外的传播方式，展示中国品牌形象，提高国内外市场对中国品牌的认同感，增强中国品牌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但也要看到，中国品牌建设尚未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仍然不高，品牌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整体影响力、竞争力同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差距。 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7%，环比下降0.3%，1-3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3%。
例如，出口退税是许多地方政府刺激出口的主要办法。事实上，中国PPI同比自2012年3月起54个月、自2019年1月起17个月（有一个月的间断）连续负增长。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利息率上升，则央行可以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压低利息率，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在过去十年多年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或经济增速一直低于潜在经济增速。
在同一个时期，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市场为回报率低、没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融资。
其主要根据是，在过去十余年，中国的CPI增速平均低于2%，PPI在大部分年份中处于负增长状态。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5万亿元。我认为，不谈其他领域的问题，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导致2023年中国经济表现弱于市场预期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不够。与此相对比，投资不仅能扩大总需求，而且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
扩大消费有助于扩大总需求。但过去十余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过快。呼吁关注通缩则是完全正确的。除一些重要的体制性、结构性和观念性问题（包括如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问题）外，在宏观经济领域，财政当局的当务之急是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技改投资和产业链重塑投资的力度，货币当局则应进一步降低利息率。
2023年财政预算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23.63万亿元。这一抉择不仅涉及公众的时间偏好，而且涉及地缘政治。
2023年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5%，环比持平，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1.6%。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解决这个问题。
因而提出：即便通胀率有所上升，中国也应该坚持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一些长期依赖外需驱动的地方政府现在依然是依靠外需驱动。例如，发消费券，直接给公众发钱可以刺激消费。PPI同比从2022年9月至今年3月连续负增长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通胀率变化对于供求缺口变化在时间上的滞后往往使货币当局要么是看不见即将到来的潮水，要么是对已经潮水已经退去浑然不知。但如果公众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未来的工作、未来的收入增长没有信心，就可能会把额外收入转变为储蓄，把用消费券买东西省下来的钱转化为储蓄。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略加说明。当然，即便如此，中国的真实物价水平是否下降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在长期，两者的关系是现在多消费还是未来多消费之间的抉择。这种情况说明，政府还有进一步加大2023年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提高赤字率的必要。
当然，如果通缩判断是基于某种理论模型做出的，则另当别论。政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通过消费还是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第二，通过内需还是外需驱动经济增长？消费关系到人类福祉，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
例如，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准备金率，中国的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目前约为7.6%。CPI环比陷入负增长并非新鲜事。事实上，5%的增长目标低于大多数金融机构，包括国外金融机构对2023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期。从上述观点出发，我们发现，虽然2023年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实际刺激力度大于财政预算显示的力度，2023年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的刺激力度同2022年的刺激力度大体相同。
2023年的GDP增速目标偏低中国将2023年GDP增长目标设在5%左右，创史上增速目标最低纪录。例如，尽管财政部高度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但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结构中所占比例极低。
中国面对的第二个抉择是内需驱动还是外驱动？中央已经提出 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当然，为了提振消费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使收入分配更为均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
但也应看到，余量过大也可能存在不足以振奋人心，不足以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潜能的问题。出口退税本身没有问题，但把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政策手段则是错误的。
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跌，大多年份CPI增速低于发达国家的2%通胀目标，PPI长期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2020年GDP增速为2.2%，2021年仅仅因封控比较宽松，GDP增速就大幅度上升到8.1%。留有余量是一种谨慎的做法，政府这样做自有其道理。（按标准方法计算，结果也差不多）。
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由于存在所谓推弦现象，扩张性财政应发挥主导作用，货币当局则应该积极予以配合。2023年应该成为扭转过去10余年中国经济增速逐季持续下跌的趋势的关键一年。
例如，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0.1%，而后一路狂跌， 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2.9%。Cf40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政策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可增加名义 GDP增速1.2个百分点。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通缩 。虽然202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形势有所好转，但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